经济传播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相关信息的传递、沟通和交流，涵盖政府和企事业组织、新闻媒体、广告公关和教育研究机构等多类主体，涉及到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融合学科的特点也对于正确认知、探索经济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大部分的经济传播研究基本都是基于经济学或新闻传播学单一的学科框架来对于其进行讨论。然而，一方面，由于学科范式的差异，单一的学科框架极大阻碍了学科成果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另一方面，单一的学科框架也很难同时兼顾经济传播本身的符号性、异质性及其在整体经济体系中的系统性地位。因此，如何发展出一个对于更为综合、全面的认知经济传播的理论框架和核心线索，则是进一步推动学科融合的关键问题。
参考信息经济学，本文从研究技术、微观心理、中观生产、宏观功能四个角度对于2015年～2023年发表于中国核心期刊和国际核心期刊的经济传播有关研究进行梳理，试图探讨以“信息”为线索构架经济传播理论框架的可行性。
从数量上看，中、外研究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了较大差异。2015年～2016年，中、外对于经济传播的关注强度相似，均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2017年后，中、外对于经济传播的关注开始产生了明显差异。2017年～2019年，国际对于经济传播的关注持续上升，并在2019年后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国内对于经济传播的关注在2017年之后开始逐年下跌，并在2021年跌至谷底。
图1 中、外核心期刊经济传播研究的数量趋势
学科归属
无论是海内外，新闻传播学均是关注经济传播的重要核心学科，金融学、投资学等经济管理领域的学科同时也对于经济传播保持着一定关注。
图2 中、外核心期刊经济传播研究的主要学科归属
但对比来看，海外的经济学、金融学相对于国内而言对于经济传播的关注更多，而国内的经济传播的研究则更依赖于新闻传播学的“土壤”。
就这一点来看，中国经济传播研究的学科融合程度目前为止还相对较弱。这不仅使得国内的经济传播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相对单一，同时也将学科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限定在了特定领域内。在未来，国内仍有必要更多地推动经济传播领域内的学科融合，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从实操层面来看，研究技术是限制框架融合和学科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可以既关注到经济传播在整体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又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传播文本本身的异质性和符号性。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自然语言处理（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NLP）为目前经济传播的研究困境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思路，其重点一是尽可能保留文本的意义，二是将文本转换为可运算、机器可识别的指标。就这一点来看，NLP的核心目标与当前经济传播研究技术层面的突破方向之间具有一致性。
近年来，经济传播领域的大量研究者也试图结合NLP的前沿成果来寻找一条既能保留经济传播文本异质性、又能关注到其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核心路径。由于金融市场的高度公开性和数据易得性，基于经济新闻的金融预测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大重点。例如，孔翔宇等 (2016) 基于LDA分析和支持向量机算法，通过财经新闻主题分布预测沪深股票指数走势，验证了通过新闻主题和股票走势之间的关联性。
从本质上看，该类研究有两个核心的研究步骤：首先，提取出经济传播文本中的某一象征性/符号性变量（例如：主题、情感等）；其次，通过提取出的特征变量对于特定经济指标进行预测。
近来，海内外对于此类研究有着三大扩展方向：
●场景扩展。不断地将研究场景从股票市场推广到如期货市场、贵金属市场等其他的市场细分领域，并将研究的预测标的推广到商业周期、国民生产总值等更高市场层次的市场场景当中。陈海文等 (2016)通过金融新闻标题的情感倾向对于黄金价格进行了预测。
●算法迭代。将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用于实证当中，以探讨表现更好的经济传播量化模型，用以提升经济与金融预测的准确率、降低运算的难度和要求。根据目前该方向的两个基本步骤来看，目前研究者主要优化的一是NLP的文本处理算法、二是经济指标的预测算法。
●维度细化。不断细化经济新闻的量化精度、扩展经济新闻的量化维度，以寻求更大程度地保留经济新闻内部所蕴含的质性、异质信息。
在该方向的研究下，经济传播更像是公众情绪、公众态度的“镜子式”的反映，但经济文本的建构性及其“反映客观环境”之外的所有功能都被研究所忽略了。不过，即使这些研究并没有直触信息经济学的核心，但是这些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也为通过信息经济学认知经济传播创造了基本条件。特别是该类研究中保留新闻异质性基础上对于大样本经济新闻进行量化的思路，事实上也被广泛引入到了信息经济学的其他层面的研究中。因此，该类研究对于信息经济学具有相当重要的基础性价值。
大部分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建构基本上都会伴随着许多严格的假设条件，而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扩展方式则是基于这些假设来进行延展。后续研究一般会通过放松某一经典理论中的假设条件，借此探讨理论与假设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理论进一步贴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在微观层面，关注信息不完全、不确知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而会受到何种影响，是信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传播的微观研究天然地也与信息经济学的这一领域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根据研究所关注和研究的行为主体所处的决策情境，当前的研究主要可以被分为金融、政治等几大语境。
首先，投资语境是当前学界关注最多的语境，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当经济传播机制存在时行为主体的投资决策会受到何种影响。通常，个股收益、股价和股指的波动率是该类研究用来代表投资主体所受影响的常用指标。其中，股价、股指都具有公开性、获取难度相对较小的特征，这使得投资语境更多地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进一步来看，该方向研究与行为金融学中的媒体效应研究具有一定联系，当前研究也主要可以分为信息效应和情绪效应两个方向（Birz，2017; Medovikov, 2016）。
信息效应关注的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主要探讨的是媒体对于特定话题、特定企业的报道强度对于投资者决策的影响，而目前该方向主要是从渠道、传播层面来对研究进行延展；情绪效应研究关注的是媒体的导向和劝服功能，主要探讨的是媒介文本的内在情感对于公众预期的影响，该类研究主要是从文本情绪的测量精度来进行扩展。
此类研究主要是受到海外“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研究传统的影响。由于政治、经济系统之间存在较高关联性，海外研究也比较关注媒体在公众经济感知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经济感知对于政府支持(Damstra等, 2021a; Wlezien等, 2017)、党派立场(Schaffner等, 2017)、政府信任(Brosius等, 2020) 等政治意见的影响。
虽然由于国情和体制不同，该类研究的成果较难直接套用于中国语境。但是，该领域的部分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还是值得借鉴、参考和外延的。
方法上，该领域常用的是“内容分析+面板调查“的研究思路：用内容分析量化新闻所塑造的符号环境、用面板调查量化公众所形成意见环境，从而串联起信息环境和微观心理之间的联系(Damstra等, 2021a, 2021b; Kalogeropoulos等, 2017)。
理论上，相对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而言，该方向的研究外延了经济新闻的直接微观影响，进一步关注到了经济感知对于其他领域微观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思路也可以被用于更多的领域当中。
对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不仅局限于政治语境，研究可以可以更多地结合其他领域的微观成果，对于经济新闻的外延价值进行更多的探讨。
总的来看，与技术导向的研究相比，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在变量处理、量化思路、研究方法上与其具有一定相似性，但该类研究进一步承认了经济传播本身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建构性，不再仅仅是将经济传播视为一种外生的、用于表征的指标，而是将其视为有自我主动性、能够独立影响经济体系的重要因素。由于该层次的研究与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行为金融学中的预期研究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该领域事实上也更多地体现出了学科的融合性特征，大量微观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的微观成果也被用于该领域当中。
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上，研究者将经济传播的信息及内容视为一种产品和资产，信息传播的过程也被视为资产价值流动、增值的过程，而经济传播的生产、消费、流通、分配是海内外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其中，如何有效地界定和衡量信息及其有关产品的价值，进而聚焦到其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的价值增值和流转，是目前该研究领域中尚未突破的一大难点。
Nixon (2020) 基于注意力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注意力可以作为判断价值流转和增值的重要指标。他认为，经济新闻在信息价值链中的流动主要增加的是该信息获取注意力的能力，最后该信息再在受众一侧转化为注意力、影响力从而最终“变现”。从这一视角来看，信息劳动对于信息的增值主要体现在对于信息产品所能获得注意力能力和范围的提升。经济新闻将专业化信息进行通俗化解释、通过图表等方式优化数据呈现、通过思考进行新闻评论的过程其实都能看作是新闻工作者为了“提升经济信息可获取注意力能力”所进行劳动；报纸版面、频道时长等垄断资源也可以被看作是新闻媒体所独有的可以用于增加信息产品注意力的“生产工具”。这一思想事实上上揭示了经济传播产品在不同层次上的价值差异，也或许能够成为未来构建经济传播估值体系和方式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传播机构所处的价值链可以作为区分各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向上游来看，新闻传播学中的经济传播的信源研究、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传播机构与其他信息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被纳入到这一分类中。向下游来看，新闻传播学中的经济传播的受众调查、媒介管理学中的商业模式创新等有关研究事实上可以被纳入到这一分类当中。其中，媒体商业模式的创新是该方向的热门议题。事实上，当前研究对于经济传播主体与上游、下游的之间的互动关系均已经形成一定关注，经济传播研究中“信息价值链”结构已经初具雏形，但目前仍缺乏一条完整的主线将整体的产业链分析串联起来。特别是Verhoeven (2016)所提出的CFMM模型事实上已经初具价值链的形态，但是对于下游和组织内部的讨论仍不完整，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基于这一基础进一步进行延展。
总的来看，中观层次的研究进一步认可和外延了经济传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关注到了经济传播本身的生产和流通规律。但是，如何有效地衡量和界定信息产品的价值、如何串联起各经济传播价值链当中的多元节点仍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其中，注意力经济理论、价值链理论是统一经济传播产品在各节点和各层次的价值衡量标准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未来也仍有更多的信息产品估值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被有机的整合到该方向的研究当中，这也需要研究者以更为综合、开放的视野审视经济传播这一领域。
在更高层次的社会视角下，经济传播本身作为一种传播业态，其本身对于经济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也具备更高维度的影响。在宏观层次上，研究者重点关注经济传播作为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子系统，其在整体社会、经济体系之中具有何种特殊性功能，其又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和交互。
商业领域，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传播在信息传递、价值挖掘之外的监督功能，新闻传播学、经济管理学也通过多种方式探讨和验证了其对于企业、市场的监督作用。Kalogeropoulos等 (2015) 通过对比媒体在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中的经济评估情况，讨论了为何财经媒体在警示经济危机时存在失灵的原因。赵梅等 (2017) 基于IPO中异常承销额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企业对于新闻媒体寻租行为对于IPO企业业绩的影响，他发现新闻媒体的确存在着受到企业寻租行为影响的现象，同时这一寻租行为也会使得市场高估企业业绩。可以发现，无论新闻传播学或是经济管理学都有对于这一方向存在关注，而且研究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然而，无论对于各学科而言，找到一个关键的研究变量和研究场景则是该方向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传播对于政治体系的影响，这一方向与微观层次的经济投票研究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其关注重心并非微观的影响机制，而更侧重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经济传播当中所包含的党派、阶级偏见是当前该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Merkley (2019) 通过对于40多万篇关于美国通货膨胀和失业报道的情绪分析，发现了美国的经济传播更偏向于民主党立场。同时在经济恶化的条件下，这样的报道偏见会更加明显。Jacobs等 (2021) 通过对于美国经济新闻的内容分析发现，美国的经济传播存在着亲富偏好，而对于普通民众的收入变化并不敏感，这种畸形的报道偏见事实上也引发了负面的政治影响。
研究者的关注重心事实上也与当前经济传播研究中的批判范式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研究者更关注经济传播背后的社会控制以及经济传播对于社会、国家整体所带来的影响。任孟山 (2016) 结合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局势，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象征身份建构可以将“世界经济的贡献者”作为国家层面的国际标识。钱晶晶等 (2018)基于对四家非西方媒体财经新闻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发现非西方媒体近年来存在着去“他者”化的自我形象建构趋势。Baumann等 (2020) 分析了加拿大和美国媒体对于“经济不平等”的新闻建构影响社会活动发展的核心机制。
在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经济传播既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中的理论条件，也是对于经济系统造成影响的具体的“经济信息”。同时，经济传播还是一种处于信息价值链当中的信息产品，更是一个具有自我运行规律的信息产业。就这一点来看，信息经济学事实上不仅仅只是引入了“委托-代理”、博弈论等一些具体的新理论、新方法，更重要的是其自身的框架还能更好地串联起新闻传播学和经济管理学的既有成果。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中，新传和经管两框架下的一些发展局限也能得到相互补足，未来的经济传播研究事实上也可以继续沿着这一条脉络主线向前推进，这也可以进一步地推动学科的融合发展。
